与此同时，以侦查员宋烈夫为首的第二小组亦在进行紧锣密鼓的调查。
这个小组的调查方向是了解戚福升在苏州解放后的情况，重点是其在收容大队接受审查期间，是否与历史上曾有“涉特”行为的收容对象有过接触。
还有，就是他从收容大队出来后，是否与解放前结交甚密的妓女暗娼仍有交往，若有，则还须查明那些妓女暗娼是否有过跟国民党特务打得火热的记录。
作为组长，宋烈夫对二组的人员作了分工，他自己与小凌负责调查戚福升在收容大队的情况； 侯安、金亦成、小钟三人则负责调查戚福升跟妓女暗娼的接触。
宋烈夫、小凌两个人首先去了虎丘山下的收容大队，其时，那里的收容对象已经大为减少，由初解放时的三百多人减到了四十来人。
一个姓韩的中年干部接待了他们，得知是来了解戚福升，摇头说道:
“没有一点印象”。
宋烈夫给他提示道:
这人是在苏州解放后一个多月被收容的，审查了四十天就给放了。
随后，老韩查了已经归档的花名册，找到了戚福升的名字， 不过，对于侦查员想要调查的内容，他依旧提供不出来。
老韩解释道:
这里的收容对象不比拘留、逮捕的人犯，后者昼夜关在监房里，有固定的接触对象，看守所还时不时来个“监房提审” ，即所方提讯关押人犯，仅限于了解在押人犯的言行举止，不涉及案情，而且有专门记录，所以能够掌握这方面的情况。
收容大队则不同，收容对象白天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互相之间谈话不算违规，还可以下棋打扑克什么的，只要不逃跑、不打架斗殴就行，况且，看管也从来不曾留心过收容人员之间的交往过程。
就在侦查员感到失望时，旁边一个姓金的小青年开腔说道:
您二位说的是那个姓戚的裁缝师傅吧？这方面的情况我倒是知道一点儿。
宋烈夫大喜，赶紧掏出香烟，给老韩、小金点上。
收容大队共有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最多时有一百多名收容对象，大队部将他们每二十人分为一个小组，指派一名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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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云岩寺虎丘塔旧影 图片来自网络
小金管的那个小组正是戚福升所在的11号房。当时，虎丘山下还驻扎着华东野战军某部的一个骑兵连。
一天，连长前来拜访收容大队李大队长寻求帮助:
收容对象里有没有皮匠和裁缝师傅， 有的话，是否可以让他们帮连队干些修补鞍具、马料袋之类的活儿。
李大队长翻了一下花名册，然后说道:
有两个皮匠、一个裁缝，可以安排他们去营房干活。不过，如果有人来提讯或外调，就得让他们停下手头的活儿回来。
骑兵连长说没问题，我们派专人负责来回押送，确保万无一失。
李大队长所说的那个裁缝，就是戚福升。 那两个皮匠，一个叫牛茂顺，一个叫西门铭，都是“军统”外围成员。
戚福升和牛茂顺、西门铭在骑兵连干了十来天，结果出事了， 西门铭趁机脱逃！
次日，无锡警方派员持公函前来逮捕西门铭，说是此人在1956年勾结湖匪袭击我太湖游击队运送伤员的队伍，致使我方损失惨重。
太湖游击队经过几个月的周密部署，对该匪伙实施围剿，一干匪徒被歼灭， 而这厮侥幸漏网，一直在逃。随后游击队将其列为追逃的头号目标，四处寻找他的踪迹。
近日，听说西门铭隐身苏州，遂派人前来追捕，得知其已于一天前脱逃，只得悻悻而返。
西门铭脱逃当晚，戚福升、牛茂顺就被押回收容大队，经查，他们二人与西门铭的脱逃无关。
不久，公安局那边通知，牛茂顺的问题已经查清，他并没有加入“军统”外围组织，只是把皮匠摊子借给“军统”特工作为掩护，暗杀了一名日本宪兵军官，“军统”给了他七元银洋作为奖赏。
{jz:field.toptypename/}牛茂顺当天就被释放。三天后，戚福升也被释放。
根据小金提供的上述情况，侦查员认为:
不能排除戚福升在收容大队期间跟西门铭攀上朋友的可能，说不定西门铭脱逃后，依然跟戚福升保持着联系，进而把他发展为特务。
当然，这是苏州解放后的事，跟“4945 案件”无关，戚福升在此事发生时没有涉案，并不意味着他对该案不知情，否则，怎么前脚余瘦君施展打草惊蛇之计，后脚他就跟着见了阎王？
所以，侦查员根本不相信二者之间没有关联。
于是，宋烈夫决定顺着这个线索继续往下查。按照收容大队提供的牛茂顺的住址，他们来到平江路东侧的丁香巷，在巷子口找到了这个皮匠的摊位。
牛茂顺回忆:
在骑兵连干活儿那几天， 西门铭和戚福升经常凑在一起嘀嘀咕咕，事后回想起来，西门铭应该是早已萌生脱逃之意，可能还想拉戚福升一起滑脚。
牛茂顺和戚福升被释放后，戚有时骑车路过十泉街(今十全街)乌鹊桥弄(今乌鹊桥路)路口， 也会下车在皮匠摊头坐一会儿，抽支烟，喝杯茶，闲聊片刻。
有那么一次，戚大概是刚刚喝过酒，庄闲和游戏app口无遮拦，说西门铭并未离开苏州，一直在城里猫着，而且混得不错，他还与西门铭见过面，喝过老酒。
初解放时，这种现象各地都有，算不上稀奇，熟人街头相遇，只要没有深仇大恨，通常都是眼开眼闭。
当然，如果有公安人员向其了解，大多数人还是会如实反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秋开始的镇反运动时，方才得到显著改变。
此时还是1950年7 月，如果不是侦查员找到牛茂顺，他肯定不会把这个情况主动向派出所报告。
宋烈夫对牛茂顺所说的戚曾与西门铭一起喝过老酒的情节非常感兴趣，当下不露声色地把话题往这上面引，没用几句话就弄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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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喝酒的时间是去年中秋节后两天， 地点是十泉街带城桥堍的一家名唤“和记馆”的酒肆，西门铭做东，点了两瓶丹阳封缸酒和三个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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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城市小酒馆 图片来自网络
俩人喝完酒，每人还上了一碗菱白毛豆肉丝汤面。吃喝完毕结账时，西门铭掏出一张崭新的五万元钞票(此系第一套人民币，与1955年3月1日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店主面露难色，皱着眉头说:
“找不开”。
当时，五万元系第一套人民币中的最大面值。
西门铭说道:
我就带了这么一张钞票，要不赊账吧，一会儿我去买包香烟，往回走的时候再给你钱。
店主点头同意。两人遂离开酒肆，戚福升骑着自行车，一出门即跟西门铭道别而去。
离开皮匠摊，宋烈夫和小凌俩人走了一段路，在马路旁绿化带的长椅上坐下来歇脚。
正好，有个小贩挑着水蜜桃吆喝着路过，宋烈夫掏钱买了几个，两人边吃边对刚才牛皮匠所说的情况进行分析，认为既然店主同意西门铭赊账，说明他跟西门铭认识，大概率就住在十泉街一带。
往下，就是找到这家饭馆，向老板打听西门铭其人。
很快，他们来到“和记馆”，跟店主说了西门铭的年龄长相体态，以及去年中秋节后两天这个时间节点，店主却表示没有印象。
侦查员有点不解，那赊账又是怎么回事呢？你一个开店的，肯平白无故赊给一个“没有印象”的顾客一顿酒菜吗？
店主解释道:
“不瞒二位公家同志，我这小店赊账的事的确常有，当然不可能平白无故同意赊账的，一个起码条件就是对方必须让我觉得面熟，哪怕不是熟客，也得是经常在我这店门口来来回回走的。
你让我说他们姓甚名谁，那我真的说不上，不过只要看见，我准保能一眼认出来。”
店主的这番话再次表明，西门铭应该就住在附近，而且已经住了一段时间。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厮经常在外面走动，小酒肆所在的这条街道乃是他的必经之路。
分析到这里，侦查员顿时来了劲儿，既然住在附近，那就去派出所打听吧，跟店主说西门铭的年龄相貌体态他没印象，派出所民警总不至于也没印象吧？
小凌毕业于公安学校毕业，实习期间，他在南京鼓楼区的一个派出所待过两个多月， 跟的是一名留用户籍警，学到了些许户籍管理的皮毛，此刻派上了用场。
在前往派出所的路上，他跟宋烈夫说了调查思路:
西门铭从收容大队逃跑后，收容大队的警员曾去其住处蹲守过，但这厮没回去。
现在，他转移到了另一住处，多半是临时户口，一会儿到了派出所，可以先从临时户口查起，外加一个特征，此人会皮匠手艺。
当然，改行也是有可能的，戚福升不是跟牛茂顺说过他“混得不错”嘛。
小凌的思路得到了宋烈夫的肯定:
“对，就这么查！”
当天傍晚，逃犯西门铭被守候在其藏身之处的侦查员拿下，当即押解市局讯问。可是，这主儿的交代却令侦查员们大失所望。
别看他是个小喽啰，西门铭干特务的年头可不算短，早在抗战前，他就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小特务。
抗战爆发后，他摇身一变，为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效力，其间被“军统”上海站行动大队发展为暗桩。
抗战胜利后。“军统”有过一阵子经费紧张，保留骨干，其他人员大部复员， 但西门铭因其暗桩身份被认为有利用价值，让他继续在沪上执行针对中共及民主进步人士的情报收集活动。
但是，西门铭并不是一块干特工的料，多年来东蹿西跳数次跳槽，却没一件拿得出手的功劳。
没功劳也就罢了，在“党国”的情报系统中，业绩佼佼、成就斐然的王牌特工毕竟只是凤毛麟角，领着薪饷混日子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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