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戚福升的死因，苏州市公安局和中区分局参与勘查现场、剖检尸体的刑警、法医都认为是自杀或不慎落水溺亡。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判断，还是需要通过调查其家人亲友、裁缝铺雇工及四邻八舍来确认。
但市局突然停止对戚裁缝死因的调查，一应卷宗上交，实在让人不解！
时间回到十五个月前的1949年4月 5 日，这天是星期二，清明节。
当时的局势，于国民党反动政权十分不利，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经饮马长江，即将发起渡江战役。只要一开打，南京毫无悬念会失守。而后攻克宁沪铁路沿线的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就是摧枯拉朽的事儿。
后来的情况证明果然如此，4 月23日南京解放，四天后的4月27日，解放军就进了苏州城。
所以，这年的清明节，对苏州城里那些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以及保安团来说，就显得分外凄楚。
许多显贵人家甚至连上坟的心思也没了，仅准备了一些酒菜供品，在家里的祖宗牌位前点上香烛，匆匆祭祀一番了事。
黄昏时分，天空中飘起了牛毛细雨。暮色初上，苏州市区中部那条南北向次干道临顿路两旁的路灯亮了，但因发电厂供电不足，灯光暗弱昏黄。
临顿路是一条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古道，据唐代学者陆广微撰写的地方志《吴地记》载，这条道路早在春秋时代吴王阖间征伐东夷时就已存在，吴王曾在此临时停顿憩息，宴赏军士，故曰“临顿”。
后又在路北置桥名为临顿桥，建馆日临顿宅，唐代文人陆龟蒙就曾在临顿宅旁居住，那时就有“临顿路”这个称谓了，一直沿袭至今。
这天下午5时许，一辆三轮车从火车站方向徐徐驶至临顿桥畔的一处古色古香的石库门前，门框上镶嵌着一块铜牌，上书“避风堂别馆”。车夫下车，撩起用来遮挡风雨的细丝竹帘，用职业性的恭敬声调对乘客说:
{jz:field.toptypename/}“先生，到了。”
下车的乘客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瘦高个儿男子，身穿褐色麦尔顿薄花呢长衫，头戴黑色宽檐礼帽，足蹬黑色皮鞋，一手拎着一根红木手杖，另一手提一个黑色牛皮公文包。
这个形同商人的男子双脚刚踩上湿漉漉的由巴掌大小的方块白石铺筑的路面，宅子原本关得严严实实的两扇深紫色大门突然无声地开启了，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敏捷地闪出，几步就到了马车旁，驻步的同时“啪”的一声撑开了一把红绿条纹相间的油纸伞，端端地罩在来人头顶上方。
西装男子身后跟着一个身穿米黄色细帆布猎装、一脸儒雅书卷气的六旬老者，老者嘴里一迭声招呼客人，上前跟来人亲热握手，然后将客人迎进宅子。
穿褐色长衫的男子系中共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派赴江南执行一项紧急任务的特派员，真实姓名不详，化名“郁钧汉”，内部代号“575”。
像他们这类机要谍报人员每次执行任务时都有不同的化名或代号。
而那位儒雅的六旬老者，则是“避风堂别馆”的主人伍石公。
伍石公，宇锦阶、浙江湖州人氏，幼年被家人送往上海，过继给堂伯父、伤科名医伍伯堂为螟蛉之子，就读于沪上公共租界的教会小学、中学。
1907年毕业后，伍石公东渡日本， 考入东京警监学校。当时，辛亥革命后，就任上海都督的陈其美也在该校留学。
陈其美性格豪爽，对这个比他小十来岁的同乡甚为欣赏。 其时，陈其美已是同盟会成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在1908年春奉孙中山之命回国担任“特别联络使”的前夕，介绍伍石公加入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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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同盟会成立部分领导人在日本合影
“特别联络使”的主要任务是往来于浙沪京津各地，联络革命党人，与伍石公同时宣誓加入同盟会的，还包括刚刚赴日入读东京振武学校的蒋介石。
1910年春，伍石公回国，陈其美在上海日夜奔走，跟前正好缺人，便招呼这个小学弟前往帮忙。
伍石公还没点头，陈其美已经帮他在公共租界巡捕房谋得了一份“包打听”的差使。他是留日科班警校生，属于难得的人才，巡捕房自然欢迎。
伍石公学以致用，上班刚刚三个月，巡捕房就依靠他提供的情报破获了两起命案，其中一起还是挂了三年的悬案，于是得到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通令嘉奖。
陈其美也很高兴，因为伍石公在为巡捕房效力的同时，顺便帮革命党收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正当陈其美打算让他再接再厉，伍石公却出人意料地辞去了巡捕房的差使，连招呼都没跟陈其美打一声，就回到家里跟伤科名医伍伯堂学习中医去了。
原来，这是他的生父与名医养父经过反复商量后作出的决定，希望他能把伍伯堂的医术传承下去。
对此，陈其美不免感到遗憾。不过，他并未在任何场合指责过伍石公“畏敌惧死，背叛革命”，还给这个小学弟写了一封信，说如果遇到什么为难情况，可以去找他。
这倒不是客套，陈其美手头既有革命党人可以掌控，他本人还是青帮名流，黑道上有啥事儿，打个电话就能搞定。
伍石公感谢陈大哥的好意，庄闲和但他养父伍伯堂伤科名家的身份，在那个年代黑白两道都会高看一眼给个面子，一般的地痞流氓是不敢上门找麻烦的，因此，他也从未去麻烦过陈其美。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陈其美在上海举事成功，当了都督。都督衙门举行欢庆宴会，伍石公一家都收到了有陈都督亲笔签名的请柬，他跟名医养父商量，决定还是由养父出面妥当。
伍石公虽然没去，但让养父给陈其美带去了两张照片，那是当初他在东京留学时与陈其美的合影，一张的背面写上了自己的姓名，另一张空白。
陈其美看了照片，大受感动，他对伍伯堂说:
这是贤弟给我的一份最好的礼物！革命成功前，鄙人是清廷通缉要犯，上海滩大街小巷都张贴着印有鄙人肖像的通缉榜，中西报纸也隔三岔五刊登“悬赏捕逆启事”。
据我所知，当时从日本回来的同窗，入境前都把跟鄙人的合影销毁，以免被清廷的军警搜出，以同党论处。
贤弟冒着身陷囹圄之险夹带这些照片，那是对英士(陈其美字英士)莫大的深情厚谊……
当然，陈其美也领悟到伍石公让养父带来这两张照片的用意，留下了有伍石公签名的那张，当场执笔在另一张照片的背面写下“锦阶吾弟惠存兄陈英士”，请伍伯堂转交伍石公。
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后，委任伍石公担任淞沪警察厅特别侦缉队副队长。
伍石公是留日刑侦科班出身，按说这个职务绝对算是专业对口，但对于是否接受委任，伍石公举棋不定，遂向生父和养父征求意见。
两个老人也拿不定主意，就把老城隍庙著名的算命先生、有“江南铁口”之称的张荫君请到家里算上一卦。张铁口的说法是:
“受者大凶！”
建站客服QQ：88888888两个老人自是惊疑不定，追问何事大凶，张铁口摇头不语。追加双倍卦金，张铁口却坚辞不受，但留下一句话:
“数年之内必见端详，请二位闻之，见之。”
说罢，起身扬长而去。当时伍石公不在家，回来听说后，对两位老人说:
“不必再费思量，我自有主张。”
当晚，伍石公留下一封信札，悄然离家。信中说他决定离开沪上，去深山隐居数年，请家里不必为他担心。
伍伯堂大惊，动用自己几十年行医积累的江湖关系四处寻找，又在《申报》刊登寻人启事，伍石公却是杳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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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在上海任都督时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遇刺身亡、原由其组织的沪上华界警察班子遭到清洗，多名亲信遇害。两位老人想起张铁口的那一卦，后怕不已。
其后不久，伍石公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冷不丁儿回到家里。
不过，即使对生父和养父，他也从不提及这些年自己在哪里隐居，但两位老人都注意到，在外漂泊数年的儿子不知何时信了佛，而且非常虔诚，每月初一、十五必去附近的静安寺烧香拜佛。
伍伯堂问他今后的打算，伍石公说道:
“就跟着您继续学医吧。”
伍伯堂大喜，以为自己的医术总算后继有人。谁知儿子后面还有话说:
“这些年来我散漫惯了，受不了拘束， 万一中途又喜欢上别的行当了，您也别太在意。”
只要儿子不再玩失踪，伍伯堂已经心满意足。至于将来做什么，老中医也想开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往下的发展还真如伍石公说的那样，学了几个月伤科医术后，他忽然表示不想学了。
这次，伍石公倒没往外地跑，老老实实住在家里，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复习他当初在东京警监学校留学时的功课: 跑步、野外训练、柔道、剑道、合气道以及射击。
这些训练，一部分是在华界进行， 一部分则去虹口公共租界日本人开的剑道馆或俱乐部里跟日本人对练；至于射击，则是跟当初供职于公共租界巡捕房时的同事们打个招呼，巡捕房定期组织警员去虹口靶子场练习射击时，他就跟上蹭着借光。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伍石公又觉得有点厌烦，找了个日本商人合伙做起了西药药械生意，一直合作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才断绝了跟日本人的来往。
次年元月底，沪上爆发“一·二八事变”，伍石公受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召请，在司令部担任翻译兼带收集情报。
战事结束不久，养父伍伯堂突发心脏病不治身亡，伍石公以儿子的身份料理一应后事。
这时，有巡捕房的朋友给他透风，说虹口的日军打算找他麻烦，要跟他算一算给戴司令搞日方情报的账。这样一来，伍石公再次失去踪影。
去了哪里？没有人说得上来。上海这个远东大都会同时也是一个国际情报中心，汇聚了美苏英日、国民党及中共的各路情报机构，其中不少情报人员都认为，伍石公曾多次在沪上出现过，而且是在从事情报工作，乃是一个没有政治立场的情报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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